北宋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，在那场左右无数学子的命运的科举考试上，一位年轻书生脱颖而出，顺利拿下进士。这人就是苏舜钦，字子美，出身官宦门第，老家在梓州铜山县（如今四川省中江县）。他爷爷苏易简，宋太宗在位时官做到了参知政事，就差一步宰相；苏舜钦的父亲苏耆也当过工部郎中和各路转运使这样的官职。说起来，苏舜钦的母亲还是北宋名相王旦的闺女。这样显赫的背景，让苏舜钦从小便享有丰富的资源和浓厚的书香气息。
苏舜钦小时候就冒尖儿，脑瓜子灵，志气也大。长得一身魁梧，五官挺有特点，性子又爽快，为人敞亮。打小儿沉浸在书堆里，对写诗作赋那是格外感兴趣，天分高得很。他的诗句气势磅礴，情感热烈，在当初那批文人中算是亮眼的角色。就连欧阳修都看中了苏舜钦，把他和梅尧臣并肩称作“苏梅”，可见他在当时文坛的位置稳稳当当。不光写诗厉害，苏舜钦在书法上也挺有门道，常常写下的字、别人争着传阅，他的名号跟周越并排，谁都得服气。
考进士后，苏舜钦就开启了自己的官场生涯，先后被派去当蒙城县令、长垣县县令。干事那会儿，他没少给皇帝和手握大权的大臣们递信，专门挑毛病，说问题，还把自己对怎么治国整事儿的想法都摆出来了，这人能力真不是吹得，脑子清楚，责任心也强。他心里头一直惦记着能在仕途闯出点名堂，不光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也想给国家添把劲儿，慢慢地就成了官场上的红人，谁见了都得夸两句。
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对苏舜钦来说，绝对算是人生的一个大拐点。那会儿，范仲淹、杜衍、富弼这些主心骨正在鼓捣“庆历新政”，琢磨着怎么治治北宋那些老毛病，“翻修”一把朝政和经济啥的。苏舜钦因为跟推新政这些大咖关系铁，被范仲淹直接推荐去当集贤殿校理，顺便管着进奏院。进奏院那时候，可不是一般的衙门，主抓朝廷的机要公文，既得给皇帝递材料，还得往地方下通知，这就是朝廷消息的中转站。苏舜钦能被安排这儿，说明朝廷对他是相当放心，他心里也觉得，机会来了，自己的那些政治愿望指不定真能一一实现哩。
压根想不到的是，一顿普通的聚会，竟然成了苏舜钦人生路上的大坎儿，直接把他仕途的方向给拐了个弯，还让他的人生命运跟着全变了。
搁北宋那会儿，汴京城里头一直有个老规矩——每到春天和秋天，总要举办“赛神会”。说白了，就像咱们现在办文化节似的，这时候不管是舞文弄墨的才子，还是当官的老爷们，都会凑到一起，喝酒聊天、现场作诗，大家伙彼此间畅聊人生，交换意见。进奏院这种朝廷里头的大单位，肯定也不能落了队。按往常的做法，赛神会一开，进奏院那些堆成小山的废纸、写过的信件啥的，全都拿出来卖钱，卖的钱呢，就拿来请大家伙搓个一顿、热闹热闹。其实在官场这点事儿早就变成明面下的惯例，谁都心里有数，这流程年年照做，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
庆历四年秋天，“赛神会”照常到来。苏舜钦，那会儿是进奏院的大管家，想着照规矩整一场热闹的聚餐。他心里琢磨着，这种事儿历年如此，今年也按老办法来。就让人把进奏院的那些废纸打包卖了，换点零钱凑聚餐用。苏舜钦一盘算，怕这些钱还不太够，想做得丰盛点、也不惹闲话，干脆自己掏了十两银子垫上。而且还招呼大家来了都象征性地随点份子，一起热闹喝酒。
被苏舜钦请来的这些人，基本上都是跟他意气相投、水平旗鼓相当的一帮同事和才子。你像太常博士周延隽、殿中丞江休复、集贤校理王益柔，还有诗人梅尧臣这些，统共十来个官员。平时他们在朝堂上主张差不多，私底下处得也很铁。这回大家聚一块儿，把酒聊天，气氛别提多热闹了。几轮酒下肚，一个个变得更有劲头，现场诗词唱和，谈理想谈心声，还特意叫了京城里的歌伎来助阵。那场面笑声不断，满屋子都是喜气，谁也没把麻烦事儿放在心上，完全没意识到风头已经不对劲了。
在这些人当中，集贤校理王益柔算是借着酒劲，把诗兴给勾了出来，眼皮都不抬直接吟唱一首《傲歌》：“醉卧北极遣帝扶，周公孔子驱为奴。”意思就是说，自己喝得烂醉如泥，需要皇帝来搀着走，再牛的周公孔子都得听自己使唤，这气势直接拉满。这诗句甩出来，当时满屋都是一愣。在那种讲究长幼尊卑、把圣贤供得老高的年代，冒出这种话，妥妥的就是胆子肥到天上去了。不过，大家当时喝得晕头转向，被气氛一带，也就是一乐，根本没去细想里头的分量。
常言道，“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”，苏舜钦一帮人在进奏院里聚餐的风声，没过多久就传出了圈子。恰赶上朝中反对“庆历新政”的势力暗潮涌动，御史中丞王拱辰便是这些守旧派的代表人物。王拱辰对范仲淹他们推行的新政一直是横眉冷对，心里头早就扎了根的疙瘩，总觉得这新政策动了他们的奶酪。平日里他就一直琢磨着咋逮住新政派的把柄。等他听说苏舜钦等人在进奏院里不仅拿卖废纸的钱大吃大喝，还请了姑娘助兴，闹得还挺嗨，有几个甚至放出狠话，吟了些忤逆的话——这下他一下子就明白，这肥肉终于轮到自己下筷子了。
王拱辰马上揪住这个把柄，赶紧搜集证据，写了份奏章递给宋仁宗，狠狠参了苏舜钦等人一本。他在奏状里列出苏舜钦他们好几桩“罪名”：头一条，苏舜钦把进奏院废纸卖掉换钱，还拿这钱请大家搓一顿，这行为在北宋那会儿叫“监主自盗”，比普通偷东西要重得多。再说，酒席上还请了姑娘来助兴，整个场面热闹得不行，要知道朝廷对朝中官员的日常行事有明文规定，公务场合召妓助兴肯定违纪了，处分那是跑不了。还有一桩，王益柔在席间唱了首《傲歌》，不仅对周公、孔子这类圣贤，连皇帝都不怎么放在眼里，这妥妥算“抵侮先圣”，也是“大不敬”。在那种讲究阶级和规矩的年月，这种事就是触碰了皇权和祖宗家法，罪大了去了。
宋仁宗瞧见王拱辰这份奏章，气得脸都变了色。他压根没料到，苏舜钦那帮做官的，敢干出这么丢人的事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，把体面和规矩全扔脑后。在仁宗心里，像苏舜钦他们这般行为，既让朝廷名声受损，还带坏了外头的风气，哪能轻易放过。说办就办，宋仁宗立马下了死命令，要好好查一查，绝不手软。
没过多久，苏舜钦和刘巽（这哥们儿也是跟苏舜钦一起管进奏院的）就被扣了“监守自盗”的大帽子，直接被革了职，还被赶出官场，明说今后绝对不许再当官。那些参加饭局的官员也没谁能躲得过去，一个个都吃到了处分。王益柔就因为写了那句大胆的诗，差点小命都保不住，搞到最后被贬去复州当了税监，顺带被撸了集贤校理的头衔。梅尧臣他们就更惨了，有的被丢去外地，有的就地降级。原先挺热闹的那顿聚餐，愣是闹出了官场的一场大祸，苏舜钦这帮人的官路，一下子全断了。
苏舜钦对自己突然被整这一遭，心里那个憋屈，真是说不出的气愤。他啥都想不明白：这卖废纸攒点钱聚个餐，不光进奏院早就这样干了，换别的地方，也都是老规矩，为啥偏偏砸到自己头上，一下子这么狠？他心里认定自己是被人暗地里给算计了，成了政治斗争中的一颗棋子。给欧阳修写信的时候，苏舜钦一肚子委屈，全倒了出来，说：“卖废纸、旧信封换点饭吃，这事一直都有，其他衙门都照样来，我到底哪儿就有错了？”欧阳修收到信以后，只能长叹一声：“子美可怜啊，我也帮不上你啥。”他明明知道，苏舜钦这事儿确实有点问题，可摊上这么重的处罚，未免太冤了。奈何那会儿官场风浪扑朔，欧阳修也只能干着急，没法给兄弟伸把手。
说到底，苏舜钦这顿饭背后挨批，倒不是单纯因为动了那点公家的钱，更不是只查他一个违反了啥规矩。深一层瞅，实际上是北宋朝廷里搞改革的人和守旧那帮死磕上的产物。当时“庆历新政”推着走，把守成派原来的利益蛋糕分了，人家早就气得牙根痒，这会儿抓到机会，肯定想扳回一城。苏舜钦身份又特别,被范仲淹看重，是新政派的骨干，自然就成了保守派盯死的靶子。王拱辰就逮住了苏舜钦等人在饭局上有点小动作，拿这茬狠狠放大，顺势做出文章，想借机给新政派制造点大麻烦，为他们那边争口气。
庆历五年（1045年）初春，苏舜钦带着满腹的失意和愤恼，离开了曾经寄托了无数希望与梦想的汴京。他南行而去，走着走着，终于到了苏州。抵达之后，苏舜钦买了块地起了沧浪亭，打那以后就开始了隐居生活。所有的心酸以及对人生的感慨，都倾注在山水间、诗词里。在沧浪亭的日子里，苏舜钦钻研六经，连他的诗文味道也变得跟从前大不一样了。
说到从前，他写的东西，大多关注那些重要的政治变动和社会矛盾，常带点犀利的批判味道，还满是心怀理想的执着。而日子一变，人一到沧浪亭，他倒开始把内心的郁闷和不甘，都揉进山山水水的描摹之中，用景色来发泄心绪，流露出属于自己的落寞和无奈。比方说在《沧浪亭记》这篇文章里，他写亭子四周的自然美景，借自然表达自己仕途碰壁之后的淡然与对自在生活的渴想。诗里更不例外，比如《初晴游沧浪亭》里那句“夜雨连明春水生，娇云浓暖弄微晴”，画面是一派雨停之后，春水荡漾，云儿柔软暖人还带点阳光的模样。可这幅景象下，藏着的其实还是他心里难排的烦闷和忧愁。
苏舜钦虽然人在苏州隐居，脑海里那些关于治国的大志和愿望却怎么都按捺不下，总想着哪天自己还能被皇上看上，再替百姓做点实事。到了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，欧阳修找文彦博帮忙，专门写信，希望新宰相能帮苏舜钦“洗刷冤屈”，让他再次回到岗位上。苏舜钦听说了这事，赶紧写了封《上集贤文相书》，表明自己有心再报效朝廷。扯了这么一番情面和努力，文彦博终于上奏宋仁宗，替苏舜钦讨了个公道，又让他当上了湖州长史。
命运就像在开玩笑似的，苏舜钦这刚刚等到任命，还没来得及上路去湖州赴任，人却突然因病倒下，说走就走，才41岁。苏舜钦这一辈子，那真是有传奇有感伤。明明天赋一流，本来是前程广阔、胸怀大志，结果却偏偏栽在了一场饭局上，成了朝廷博弈下的“背锅侠”，最后气郁在心，早早离世。他走过的路，别说让人唏嘘，不禁对命运无常摇头，当时官场的黑暗，权力漩涡的险恶，都在苏舜钦身上打了个样。
翻翻历史书，咱能看到北宋那会儿，对官员约束可真是没话说，查得贼严。宋人在《庆元条法事类・职制门》里头写得明明白白，官员办事时，吃饭有固定标准，连细节都列得一清二楚。倘若有人不老实，越了线，那处分是跑不了的，情节严重还得吃官司。朝廷还专门补充了一条：哪个官员要是在公事之外，跟歌妓喝酒娱乐，那可不是小事，得加重处罚——“诸州主管常平官，预属县镇寨官妓乐及家妓宴会，依监司法。即赴非公使酒食者，杖八十，不以失减。”苏舜钦他们这波操作属实是碰了红线，所以摊上惩罚，合情合理。其实，那年月政治风浪比法律还厉害。苏舜钦这一遭，搁谁身上都难扛，算是给那会儿整个时代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苏舜钦这桩事儿，并非只是一段往事，还给咱们后人提了个醒。啥时候都好使的道理就是：做人得守住自己的分寸，该有的规矩和底线不能乱来，法律和公德心更马虎不得。碰上社会环境复杂点，要有点脑子，心里头得敞亮点，别因一时糊涂栽大跟头。有时候一个事表面上挺简单，实则“水深着呢”，这其中搅和着各种政治、文化、社会纠葛。多琢磨像苏舜钦这样的历史人物和发生的事，有助于咱摸清楚老祖宗留下的那些教训，今儿个遇事也能多几个参考，少吃亏，多长见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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